论Sushi Tenn的倒掉

在洛杉矶这样的城市里，以步代车的机会并不算多。因此遇到值得步行一逛的小街，我常兴奋不已。Sawtelle算是这样一条街。附近日本人很多，也有一座日本寺庙。每年传统的庆祝活动上，男女老少载歌载舞，热闹非凡。尤其是那个日本鼓打得荡气回肠。东亚文化本来相通。我虽然不是日本人，也时常一不小心被触动了思乡的神经。

从街头走到街尾，各种价位、不同风格的小餐馆比比皆是。在Sawtelle上找到街趴是迹近无法完成的使命。我通常把车停在附近的居民区里，然后不慌不忙地逛街，慢慢决定要去哪家好吃不贵的小馆子，是一流的消遣。

其中一家Sushi Tenn，是很有格调的寿司馆子。地方小小的，价格不菲，然而头盘新鲜花哨，寿司极新鲜，生鱼入口即化。每次去都把Toro，象拔蚌，海胆，生虾，三文鱼籽一口气点下来，心里有种变态的满足感。虽然几个月才能去一次，但是极为心仪。从没想过这样好的一家寿司馆子居然是会关门的。

关门之前几周我们才去过。寿司师傅规矩极多，不肯拼桌，还严厉地警告我们上菜会很慢。那天我们是给同事送别，错愕之下转投隔壁的韩国豆腐煲。老板娘眼睁睁看着我们十二个人哗啦啦离座，表情很平静。她说，这么大的聚会，这儿不是地方，仿佛如释重负。同去的美国同事认为老板娘的态度叫人忍无可忍。我私下里倒觉得那是应该有的架子。但凡好的寿司师傅，没有一个是特别好说话的。尤其是在美国，寿司店毫不客气地打出“恕不供应铁板烧及加州卷”的招牌乃是常事。寿司师傅看不惯客人高声喧哗、吃一半剩一半、用错调味汁，也会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厉声斥责。然而日餐就是靠这些寿司师傅保持原有的水准。许多寿司店周一关门，每逢节假日也放十天半个月的长假，残酷地叫兴致勃勃而来的食客碰个闭门羹。我碰过很多次闭门羹之后才知道，他们关门的原因是因为在此期间无法保证新鲜生鱼的供应。

总之Sushi Tenn就是这样一家很难缠的小馆子。在这个区住了两年多以后，我几乎以为它跟四零五高速公路和好莱坞标记一样是雷打不动的。因此它无声无息地关张的时候，我心里的难受劲儿如同被活生生拔去了一颗牙。

当然像中餐馆那 样入乡随俗做柠檬鸡和芥兰牛糊弄老美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当然像韩餐馆那样努力降价是另外一种生存的方式。像大多数美国化了的寿司馆子那样，把拉面、铁板 烧、加州卷和寿司混合供应是日本餐馆普遍的生存方式。事实上我遍寻一个肯跟我去吃好日餐馆子的朋友而不得，他们大多满足于12块的午餐特价甚或自助。但我对于不妥协的人和事始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偏爱。他们挑一条比较困难的路来走，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比其他竞争对手多获得一些敬意。

泡点

建外SOHO俨然有种自给自足的小城模样。在天黑之后，灰蒙蒙的空气反而不再成为问题。白色的街灯和地灯把别墅和公寓都照得透明透亮，让这块地界显得比北京其他任何一个角落都要干净三分。所谓别墅和公寓，不过是按楼层高矮分的商用楼。不过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名至实归是不容易做到的。一切只好打个响亮的名头，借来七分想象，生活才得以点染了令人安之若素的斑斓色彩。

朋友约我在八号别墅二楼的泡点见面，我隔着老远就看见透明的落地玻璃窗里坐着熟悉的面孔。进门看见两座旋转楼梯，我头晕目眩一阵之后终于得出结论，其中一座定是直通三楼的，然而哪一座通往三楼，仰着脖子看了很久也没能决定，最终还是走错了路，白白锻炼了身体。泡点的洗手间恰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手间门口并排挂着男女两块牌子，我领会到男女洗手间都在里面，推门进去，两个用厚丝帘遮挡的座位却叫我犹豫不决。哪一个是女士洗手间呢？幸好眼尖，看到两个座位墙壁上贴的海报颇有不同。一边是猛男，一边是靓女（裸女）。我于是放心大胆用了那间靓女海报的洗手间。等我出来，外面竟有一个男生在耐心等待。电光石火间我明白过来，靓女海报是给如厕男士看的，猛男海报则是给如厕女士欣赏的……可惜了店家煞费苦心，在我这儿全都明月照沟渠了。

我们要了双人套餐，色拉、洋葱汤、野菌鸡肉意面、咖喱猪扒饭、焦糖布丁和威芙。加上两杯寡淡的鸡尾酒——经鉴定是rum加雪碧，一共138块。别的也就算了，意面做得出乎意料地好吃。我猜是用鸡汁收过一下宽面条的。

当然吃什么是不重要的，聊天的伙伴是重要的。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倾其所有地往外倒隐私。她说她要创业，我说我要打工。她越变越漂亮，我如今看起来则像个中学生。我们都磨掉了许多锋芒，不再有那么多不平的事情想要倾诉。以前对着痛哭流涕，如今都成了轻飘飘的俏皮话。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了那么久，所以这些俏皮话，我们自己心里都是明白的。若干年前我是那个花钱大手大脚从不心疼的人。而如今我坐着八毛钱的公共汽车，从城市的西北角跑到东南角。谁说时间不会改变人呢。她曾经是那样直率单纯的人，如今尝一口鸡尾酒就能说出里面放的是Rum还是Gin。我开始喝实惠的加利福尼亚红酒，并且在家不厌其烦地做饭。我们以不同的节奏在飘着，或者沉着。但是我们总还是在推心置腹地说着那些不会对其他人说起的话题。在未曾寻着终点的时候，我们始终都是彼此可以暂停休息的一个驿站，马路边的长板凳，水泥地板上的坐垫。无论怎么走下去，也都可以找到一个互相支撑的办法。

在这夜结束的时候她送我到公车站，我又把她送回她的长途小巴站。北京的夜晚，一如既往是灰色的，然而被那样多的灯映得人目眩神迷。

鞋

女人热衷起买鞋来，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她们虽然是生来的购物狂，却并非生来就个个懂得在鞋子上花钱。况且买鞋是件技术活儿。一眼看上的东西是不算数的。总要经常逛街的女人才会心里有数，什么样的跟高得有理，什么样的设计花哨得不难看，什么不起眼的款式当得了百搭。一双鞋要舒服、漂亮、配得起衣柜里的衣服；穿的机会多之外，还要经得起折腾。这些标准一概符合的概率小得可怜，是以女人看到了心仪的鞋子，往往不管不顾地花血本买下来。

男士的鞋子，若要质量模样牌子都拿得出手，价格绝对便宜不下来。女士则不同。天价的鞋子不到季末也开始打七八折，那价钱设得，叫你绝对买得起，可是买起来又会冷不丁地心疼。这种策略的杀伤力往往只有在信用卡帐单上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到这里为止我们说的还是理性消费的女人。她们买东西精打细算，对于款式和价格都能够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众所周知，这类女人所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女人走的是两个极端。要么大量囤积拿不上台面的便宜货，要么一心盯着不打折的名牌货。后者单靠自己的信用卡一般难以长期承受这样大的打击，因此常有他人信用卡作为坚强的后盾，其强大的杀伤力也一般显示在没有充分心理准备的那个倒霉后盾身上。

传说中的买鞋狂人乃是伊梅尔达马科斯。当年这位风韵犹存的夫人下台的时候，全世界的报纸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她的四千多双鞋。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听到这个数字只觉得眼前一黑。要等到二十多年以后，才咬着指甲发现，对于许多女人来说，有几百双鞋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高跟鞋、中跟鞋、平跟鞋；高筒靴子、中筒靴子、低筒靴子；黑色、棕色、米色、白色；凉鞋、跑鞋、拖鞋——每式两双替换，搭配组合起来已经几十款。手头稍有松动，家里存货就直奔上百双而去。碰上对鞋子有特殊癖好的主儿，看见心爱的鞋子神魂颠倒，不顾一切先买下来，以后才考虑新买衣服手袋皮带墨镜搭配之，则间接成本接近无穷大。买鞋的钱，不过是个引子罢了。

欲望都市中凯瑞见鞋眼开，遭了抢只苦苦哀求窃贼放过她新买的当季高跟鞋。爱鞋如命者我见过一个，乃是办公室里的菲裔同事。她来应聘那天，办公室一众女职员对着她的高跟鞋艳羡不已，进而苦苦哀求主管雇她进来做事。她果然不负众望，不重样儿的鞋子穿了一个月有余，最绝的是无论穿那个色系的衣服，都必然有同一颜色的鞋子来配。这女孩子见到心爱的鞋子，不顾号码地买下来，宁可随后送给同事也是好的。那些叫人眼花缭乱的美丽鞋子，一般美国店里连见都见不到，大多购自菲律宾。主管也是女人，一日终于忍不住蓬勃的好奇心，半赞叹半嫉妒地问她：“你怎么有这么多双漂亮鞋子！”这菲律宾女孩子耸耸肩膀，非常大方地回答：“It’s just a Pilipino thing!”闻之方才恍然，二十多年前真是冤枉了马科斯夫人。

甜甜圈历险记

和阿尼塔出去中国城买菜，走了一路就叨叨了一路。我把两年来耳濡目染的办公室八卦向她和盘托出。她则以只有professional sales才有的热情向我介绍众多deal，我扎扎实实地亲身感受到了sales pressure，可幸她还不是抽佣的——也许这得说可惜。

“I am not a big fan of donuts. But if you like donuts, Stan’s Corner in Westwood is the King of donuts…”阿尼塔说这话时身体从驾驶副座上整个俯过来，眼睛闪闪发亮，语气严重得仿佛在为某个她介绍给我的男孩子做背书。我迟疑地问：“Uh.. where is it?”然后听到了我预料中的尖叫：“You’ve been living on Westside for TWO years! DON’T you go to all the good places? WHERE do you hang out? CHINATOWN?” 说到Chinatown的时候，语气已近激愤。我汗出如雨，立即决定，这个什么什么Corner的，我非去一趟不可。阿尼塔于是对我谆谆教导，此处donuts虽然颇不便宜，但晚上十点之后就三块钱一打，因此断断要赶此deal云云。我哪儿敢有半句反驳，点头如捣蒜，就差没拿出个小本子来一五一十记录大小姐的金玉良言。

但事实证明，晚上十点以后出门去买donuts迹近不可能。下班回家，更衣做饭，洗个热水澡，喝一点儿红酒，看张DVD，时间过得飞快。等轮到想起甜甜圈，每每已经过了十一点。如此这般，七天一晃而过，我信誓旦旦要买的甜甜圈尚未到口。每念及此，挫折感无可名状。

周六小雨。周日空气清新，一早吃了煎蛋土司研磨咖啡，水果无数，下午从Brentwood回来意犹未尽，于是去Ralph’s买回Tilapia一条，Pinot Grigio 一瓶，小白菜一把，回家做清蒸鱼一快朵颐。晚上十点，我奇迹般地想起甜甜圈，无法抑制地幻想起如果能用甜甜圈配咖啡当早餐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儿。于是我鼓起勇气在大衣口袋里揣进钱包和手机，开车出门，心里兴奋莫名，颇有点儿始皇帝safari的豪情。

Westwood，临近UCLA，该区素来以开车风格狂野与趴车困难著名。我对这一区向来敬而远之，是以出门之前看仔细了地图，然后先开车绕着甜甜圈店转了一圈，算是打探趴车的行情。这甜甜圈店旁边尽是餐馆和电影院，小小路口竟密密麻麻地趴满了违章车辆，全都闪着尾灯，车里并不见人，大概全是冒着吃ticket的危险冲出去买外卖了。我在两个block之外的Whole Food Market旁边找到一个meter，心想走过去也不过五六分钟的样子。是夜月黑风高，路边几枚homeless眼神发直。Gayley道与热闹的餐馆区相隔半个block，街上却看不到半个行人。我硬着头皮往前走，忽然前方20米处一个黑得不见底的黑人开始不知道冲着谁大叫大喊，状甚癫狂，我浑身激灵灵打了个寒颤，二话没说转了一百八十度快步溜回车里，心里怦怦乱跳，电影中打劫的镜头此刻在脑海中一一闪过，以Crash的劫车镜头最为清晰震撼。惊魂甫定，先把钱包藏进抽屉里，身上揣了二十块钱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另找一处灯光比较明亮、行人比较多的街趴停下来。刚走出车子，一辆黑色跑车自身后呼啸而过，车里的臭小孩儿们狂吹口哨。我大怒，心想，姐姐我都快三张了……小东西有眼无珠……就这样，心惊胆战地往甜甜圈店逶迤而去。

此时parking patrol的车闪着黄灯巡了一道，只见那些违章停的车在三分钟内逃得不见踪影。原本还有点儿night spot气氛的小街忽然就冷清了下来。甜甜圈店人气荒凉，脏兮兮的柜台，昏黄的灯。柜台里零零落落摆了几个甜甜圈，边上一张矮矮的小桌子，一个看上去颇不得志，貌似homeless的家伙正拿着一个圈儿在细嚼慢咽。我还在四处打量，老板娘惊雷似地吼了一声：“What do you want?”我胆战心惊地说：“I haven’t decided yet…”这面目险恶的墨西哥女人立刻眯起眼睛，给了我一个居高临下的白眼，她的表情读出来就是“哪儿来的小土包子？！”然后她长出一口气，努力积聚起显然所剩无几的耐心，对我勾勾手指头，开始讲解“I have…”苍天啊，她那个装着甜甜圈的大柜子也不知道有多少层，每层都是我连见都没见过的花样儿。我如乡下孩子进城一样目瞪口呆，最后绝望地点了半打不那么花哨的甜甜圈，如释重负地付了钱出门，晕头转脑地算计着……合着十点以后没有打折啊！

我终于发动车子的时候，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幸福放松的微笑。就算不看镜子，我也知道自己的嘴角咧到了耳朵根。打开车窗，夜风刺骨。我朝思暮想的热牛奶加甜甜圈的幸福生活就在眼前，怎不叫人心旌动摇。只是下次再光顾这家小店，绝不选择月黑风高的十点钟以后。

06腐败日记之传说中的羊蝎子

听人说羊蝎子好吃已经听得耳朵都磨破了。想想我这么爱吃羊肉的人居然没吃过，灰常不平衡。因此跑去搜了一溜点评。吃羊蝎子的馆子，不知道为什么都叫什么一锅。我挑了个老城一锅，心里很没底儿，怀疑什么成一锅，老城一锅的，到底是谁抄了谁。

我们去的是东四那家，人剧多，中午12点不到，大厅已经不够用。我们进了个空荡荡的小间，只觉得墙薄，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吹进来，冷得厉害，暖气也不管用。不过几分钟之内小间里其他桌子就都被填满了，每桌上也都热气腾腾地点起了羊蝎子火锅，再也不觉得冷。服务员小姑娘被几个态度非常横的食客支得团团转，那几桌人话说得，有的是旁敲侧击那种尖酸刻薄，有的干脆指着鼻子骂。其实那小姑娘不过是因为五六桌客人一起要点餐，招呼得慢了点儿。脸上还是笑眯眯的一点儿看不出来委屈，看来是习惯了。果然哪行都不是好做的。

老城一锅的羊蝎子只有麻辣口味的，据说是中草药的底（？）。我们三个人要了个精品小锅。与非精品的区别是前者肉比较多。开始心里有点儿担心小锅够不够吃的，结果端上来一个巨大的盆，羊蝎子装得冒尖，幸好没点大锅！等待锅开的过程是漫长痛苦的，羊肉香味已经蛮不讲理地窜出来，其他桌食客吃得狼吞虎咽，看着叫人好不嫉妒。我望眼欲穿地盯着那口锅，可是深色的汤汁偏偏只慢条斯理地咕嘟着泡……好不容易等到汤烧沸了，赶紧从锅底捞出一大块羊蝎子，用手抓了大快朵颐。麻辣的味道，配啤酒正好。最爽的是从骨头中间挑出一整条脊髓，成就感无以伦比。然而麻辣锅底实在太霸道，把羊肉自己的香味儿给遮了一多半。吃羊肉变成了吃调料。如果是白汤炖的羊蝎子，大概味道会更好吧……配菜要了茼蒿，金针菇，冻豆腐。蔬菜都装在个小筐里拿上来，数量惊人。我们本来要了个面片，最后吃不下，只得整盘给退掉了……可怜我眼睁睁地盼了很久面片，谁叫自己眼大肚子小呢。

吃羊蝎子不是没有后果的。一直到晚饭，我都没啥食欲，喝了碗白粥算数。大概是因为平时很少吃这么重的口味。此外外套和长裤上沾了非常可疑的脏东西，貌似是油腻，费了老鼻子劲才洗干净。不过那些都是后话……吃好东西的时候，是不应该过多考虑后果的。

不是记忆里的影树

前夜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安静下来的铜锣湾街道，过街灯滴滴答答响得有些单调。稀稀落落的雨点开始掉下来，厚重的雨云被城市的灯光映成了木讷的淡粉色。夜幕下的维港波光潋滟，流动的灯火有别样的妩媚。半小时前星光大道上几分钟的散步，给我的印象还难以磨灭。整个港岛的夜色仿佛都对准我倾泻下来。我伸手去接雨点的时候暗自想，明天的浅水湾大概是去不成了。不料第二天起来，竟是个阳光灿烂的大晴天。

地铁到中环，换双层巴士上山。车到浅水湾道，从山道两边的枝叶间隙里已经看得到碧蓝的海水。从中环闹市中脱身出来，此刻觉得云淡风轻。我无法免俗地开始在脑海里重温张爱玲笔下的那道残垣断壁，不知道现在还找得到么？然而看到影湾园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注定是要失望了。那间酒店自有它从殖民地时代继承下来的雍容华贵，但不出所料，已经于1982年拆去重建。我冷淡地看了一眼如今装点了太多玻璃的高楼，那与我的期望有着太大的差距。

香港有这样干净而人烟稀少的海滩，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亚热带的太阳火辣辣地射下来，在太阳里坐不多久，就身临其境地了解到什么叫做“被晒成了两片金叶子。”那种飘飘然带三分眩晕的感觉是会叫人上瘾的。但是这里没有影树，没有开满树顶的火红的花。因此上与张爱玲所写的，以及我所熟悉的浅水湾，完全是两个世界。我逗留片刻就匆匆离开。万一刨根问底起来那些花和那堵墙的下落，几乎可以想见路人瞠目无言以对的表情。新的影湾园也在此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再往前面的故事，只好悉数往历史的故纸堆里去细细寻找雪泥鸿爪和残缺不全的记忆。

那顿结结实实的中国饭

全中国经济年会的晚餐会慎重其事地定在万丽酒店的四季厅。我自星光大道踩着高跟鞋一瘸一拐地走上来的时候，四季厅外正挤得水泄不通。几十上百个经济学家握着果汁，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我四处转了几圈，连个坐的地方都找不到。到吧台前打探一下形势，尚没有酒精饮料供应，于是也只好拿了杯果汁，找张熟悉面孔开始寒暄。

说实在的，我对于这种生面孔一大群的会议十分怵头。无非是找人搭讪与被搭讪，话题总以分发名片开头。若是碰到了做相同课题的学者，当可多聊几句。否则话不投机，就只好努力冥思苦想看可否找到个共同的熟人，或者不着边际地胡侃天上地下，中国经济，国际形势。这天我运气格外不妙，碰到位老兄追着我恳切地询问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我这等身无恒产的人，哪儿有追看房市涨落的热情？只好跟他大谈国债收益率曲线与房地产贷款的关系，并信誓旦旦地保证美国不会在短期内发生经济危机。这位老兄听了半天终于开口，我大大以为他即将揭穿我对于房地产啥也不懂的真面目，不料伊苦苦向我诉说，他购买了汇丰银行的股票，因此对于汇丰银行在美经营的业务非常不放心。教授关心股票甚于收益率曲线，这大概也是香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特色吧。

四季厅里面其实宽敞宜人，十几张大桌子早已摆放停当。我们透过门缝看见那些丝缎面的椅子，当真羡慕得腿更加发软。无奈不知道哪路大牌尚未驾临，害我们耗干了话题，也只好在这里继续饿肚子。忽然间欢声雷动，人流熙熙攘攘欣欣然涌入大厅，领头的几位从作派看不像是学者，大概是官员。圆桌摆得也大有官派，从桌布到菜单，一色亮晶晶的金色。

坐在我身边的日本教授上了年纪，为人谦和。他不无几分得意地对我炫耀他出的新书，竟是《鲁迅和仙台》。然而我们的谈话不久就被官员发言打断。没完没了的发言，港式普通话和港式英语，在座全是说英文的，大眼瞪小眼，浑然不懂台上说得到底是啥。我拿过菜单来研究，丰富得很，我只看见一道清蒸大青斑，食指大动，从此对于台上唔唔啊啊的发言，再没有半点听下去的兴趣。

到了上菜的时刻已经晚上八点半。满桌人抛弃经济学家的风度，互相做着鬼脸，捂着肚子，表示自己即将饿晕过去。巨大盘的烧烤拼盘，被侍者熟练地分成八份。里面计有：烤猪，烤鸭，烤鹅，叉烧肉各一块，已经冷了，兼之我中午吃的乃是镛记，是以没太留意。接着菜上得叫人眼花缭乱，有炸过的海鲜卷，干贝烧的蔬菜，云南火腿和蘑菇炒的青菜等等。吃到鱼翅汤的时候，我终于对于这顿饭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怀疑。拿过菜单再次细细研究，拿手指点着数下来，一共十二道菜，这才上到第六道！我目瞪口呆地向同桌们宣布了这个事实，并且在许多人脸上立竿见影地看到了绝望的表情。下一道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清蒸大青斑，我已经几乎吃不下了，可还是打起精神，干掉满满一碗。说实话，蒸得还真不错。这么大的鱼，鱼肉特别厚，可还是又嫩又甜。调味汁调得恰到好处，粘滑的鱼皮蘸了汁的口感尤其叫我赞叹。刚才什么带子鱼翅的，我也没觉得这么好吃。

这道清蒸鱼乃是转折性的一道菜，因为我就此彻底地挂掉了。我边上的俄国小伙子早在我之前已经败下阵来。下一道菜乃是老外最爱的炸子鸡，俄国小伙子坚决地摇了摇头，并向大家解释说，“you have to be reasonable some time…”坐在我对面的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数了数菜单，很不屑一顾地说：“我们那儿，六冷六热，也就十二道菜了，普通得很么。”我呆坐在那儿，想象中六冷六热十二道菜统统往我脸上招呼过来，仿佛亲身体会到了吃得撑到眼睛的感觉。

要说还是身边这位日本教授老辣。人家虽然笑眯眯一幅牲畜无害的样子，举起筷子来还很绅士派头，可是不声不响地把十二道菜都吃了一个遍。真乃人中之龙也。我与日本教授不约而同地把菜单折起来收藏为纪念品。我一边收一边暗自汗颜，我枉作了中国人，合着我的同胞们吃起饭来全都是这么个排场，我还当是小说家编出来的呢。这么看来，陆文夫的那部《美食家》，只怕算是自传体，绝非过甚其词。

是日菜单如下：

锦绣乳猪拼盘
沙律海鲜卷
翡翠彩凤花姿片
瑶柱双宝蔬
红烧四宝翅
肘子北菇扒时蔬
清蒸大青斑
脆皮炸子鸡
凤梨鸡粒炒饭
干烧伊府面
莲子红豆沙
美点双辉

晚上十点钟，最后一道甜品刚刚上来，主桌的重要客人像说好了似地一起站起来互相告别。这像是宣告了晚餐的结束，剩下十几张桌子的客人，不管吃没吃完饭，也都全站起来拔腿就走。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五分钟之内，整个四季厅变得空空如也，门外甚至没有人留下来互相寒暄道别。我环顾一下空荡荡的大厅，然后挎起包，独自慢悠悠地踱回尖沙咀地铁站。最近两个星期以来，散步消食已经成了我籍以生存，绝不能放弃的好习惯。

06腐败手记之大董

原本说今天大风降温，早上起来却还是好天气。冷空气在内蒙、山西一带逡巡不进，这简直是中了奖券一样的好运气，不出门是说不过去的。

午饭去位于东四十条的大董烤鸭店，具体地方在南新仓。话说这个南新仓，本来是北京的皇家粮仓。如今改成了商务楼，边上还留着几间巨大的灰色瓦房，那看来是老物件了，墙壁斑驳，四面的瓦楞上坑坑洼洼，没有齐整的。饶是这样，也被不由分说地安上了玻璃门和“择日开张”的大红油纸。

在今年以前并没有听说过大董。路过三环，居高临下地就立交桥上瞄了一眼老店，只觉得破败不堪。原来那就是原先著名的团结湖烤鸭店啊，也新瓶装了老酒，叫人着实芬特一下。光看大董的招牌，还以为是大董自己的私房馆子呢。新店在南新仓，看起来就顺眼了很多。巨大的厅堂，中午能坐个七成满。装修据说是为人称道的，我看着就是很新，和北京这两年出现的私房菜的风格接近，说不上亲切。太阳透过入口的红帘子，从南面照进来，红彤彤地叫人睁不开眼睛。入门左手那扇大窗后面，就是做烤鸭的厨房，白衣高帽的年轻厨师隔着一面玻璃，无声无息而热火朝天地忙着。

片鸭子的厨师穿衣戴帽之外，脸上蒙了一个口罩，手上戴着透明的塑料手套，站在身边细心把只鸭子片成两盘，衬在生菜上端上来。小料有点儿韩国式的琐碎，酱瓜萝卜，黄瓜条、萝卜条、山东大葱和酱、蒜蓉和白糖。荷叶小饼夹鸭肉，最开始把各种调料一一试过来，觉得有点儿晕菜。还是地道的大葱蘸酱，配起鸭肉来吃得亲切舒服。盐水鸭肝做得嫩而且不腥，应该是下酒的好东西。清炒豆苗做法简单，这都是显手艺也合我口味的家常菜。一碗鸭汤热乎乎地下去，四肢百骸都顺畅。不过照我妈的说法，鸭肝还嫌腥气，鸭汤有膻味，可见众口难调是多么地有道理。

饭后送的甜点，我们都要了杏仁木瓜羹。水果装在放了干冰的盘子里云雾缭绕地端上来，颇有夜店的气势。我这就再次不可救药地吃多了。出门发现对过就是Latino，于是绝望地希望现在已经是晚上，最起码可以去跳Salsa权当健身操吧。这一天我拖着迟钝的脚步漫步在东四十条的大街上，迎面吹着刚刚进京的寒风，为了消食，足足走了两站多地。

06腐败手记之国肴小居

签证后在华威久逛而不得。传说中这里可以淘到北京最in最酷的衣服。我和白菜从七楼开始往下晃悠，没完没了的小铺看得我们眼睛和脖子一起发酸。从五楼往上，乃是号称“北京攻略”，北京小姑娘们淘时髦衣服的宝地。美工姐姐事后提醒我们说，华威的东西和秀水一样水，要照着三分之一砍。这样看来，没有买东西乃是我们的万幸。六楼和七楼算是时尚区，不过我和白菜一直到五楼，看见了“大众区”的牌子，方才觉得眼前一亮，头痛略缓。那些单色的衣服看了叫人眼目清爽。人老了就是老了。我和白菜如今除了审美观土到了家之外，说话做事都略显拖沓，开始略显三十多岁已婚妇女的端倪。

因为我馋着北京新出的好馆子，所以我们去交道口试一家名为“国肴小居”的谭家菜。从西单坐电车过去，一路吱吱呀呀，我看着西四、北海、景山依次自车窗外掠过。中学时候走过这段路，如果回家早的话，会坐在电车上看着角楼后头，冬天的太阳自黑色的枝丫和灰蒙蒙的暮霭间慢悠悠地落下去。是日有风，温度并不太低，空气也清爽，看得见碧蓝的天空。交道口北三条，胡同窄的很，也就够并排容下两辆自行车。国肴小居就在胡同口，门口两条红底印彩花团锦簇的棉帘衬在一色浅灰的砖墙上，把寒冷的空气和喧闹一并挡在门外。

门里头不过六张桌子，两个服务小姐声音软软的，说话带笑，一个没说完另一个抢着说，叫人无端端想起红楼梦里千伶百俐的小丫头来。桌子、椅子、筷子，全是沉重的木头。端上来的小吃是一盘果味的南瓜籽。我们点了浓汤群丝，罐焖牛腩拌饭，凉拌冬青菜。炖品口味厚重不腻，冬天吃真是好东西。饭后一碗杏仁酪，现磨的杏仁粉清香滑口。我和白菜逐渐发现我们都吃撑了，不过我们什么都没剩下。这样的菜我自己倒真是做不出来的。罐焖牛腩里除了荸荠和巨大的白鲍菇之外，料不定还有什么配料。至于那个浓汤群丝，就算我知道那是鱼皮和鱼肚炖出来的，对于做法也完全摸不着头脑。我满意地在心里叹息，这才叫下馆子啊。

第三次去纽约

连着若干个星期，周末的早晨都是一成不变的routine。在床上赖了许久，看看时间不过十点。洗车铺开了门之后，照进来的阳光几乎都失了温润的香气，而带着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潮湿气味，不知道是否我的想象力在作祟。我躺在床上绝望地幻想着鼻尖会传来某种咖啡的香味。不过那真只能是幻想而已，因为我十几个月之前已经决定不在家里储备咖啡豆，以防自己欲罢不能上了瘾。更何况咖啡和红酒一样，又有那么多的花样，在找到合适自己的种类和调配之前，恐怕我已经惨遭破产。

我继续在Brentwood地区尽职尽责地扫荡小馆子。中午吃了日式烧烤串，又点了Tempura ice cream，冰淇淋价钱略似一顿饭，实在贵得很不像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儿来的对甜食的渴望。我最近的偶像麦柯伯伦说，甜的味觉是人与生俱来的blessing。他形容自己的小孩子第一次吃到糖的表情，小脸上惊讶得无以复加，仿佛在疑问：“你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东西？”继而一口口贪婪地要求下去，迹近宣告他从此可以安心在此扎根若干时候。有了这样好的理论和实证做依据，我吃甜品忽然之间找到了心安理得的理由。

第三次去纽约，没带照相机，箱子也空着四分之一。把跑步的衣服鞋子塞进去，仍然丁零咣啷，可见我近来懒得花心思打扮，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航班安全管制既严，胭脂水粉只好统统弃置不用，谁叫我不肯托运行李呢。

第一日放下行李，先要找24小时的drugstore买隐形眼镜药水和Hairspray，再往剧院区慢慢散步过去找餐馆。正赶上pre-theatre时候，时代广场附近人山人海，比铜锣湾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直绕到四十四街Majesty Theatre对面，才看到若干顺眼的意大利馆子。Carmines门口挤得跟DMV一样，有个女人拿着手机大声嚷嚷“你快点儿过来，我们可能真的能拿得到一张桌子！！”口气严重得仿佛那不是一张桌子，而是一张两百万的中奖彩票。其实Carmines价格虽然便宜，口味实在相当一般。

最后坐下来的馆子，和剧院区的许多其它馆子一样，在八点之后忽然间安静下来。菜单上并无花样，服务生递上来的一纸dinner special却颇耐琢磨。最终点的拼盘，繁杂得叫人眼花缭乱。烤虾、鸭肝、羊乳酪以及土豆千层饼，滋味全都不俗。爱尔兰啤酒麦香浓郁——当然也可能是我真的饿惨了。说实在的，刚check-in的时候，我饿得看见麦当劳都两眼发绿。

烤肉记

周末见识了牛人烤肉。P穿一件灰色polo，短裤，运动鞋，棒球帽。我和B到他们家的时候，P正在用某种工具蘸了油，往烤架上有条不紊地刷。表情严肃，满脸上运筹帷幄的架势，比起平时在办公室里苦撑赶proposal时候的愁眉苦脸来， 气势迥异。

每一种拿来烤的物件儿，都刷了不一样的汁。最夸张的是那个Portabella mushroom，做法实在骇人听闻。人民茅台毫不手软地往sauce里倒，看得我，出了一身冷汗。那个sauce淋漓尽致地刷在蘑菇上，拿到炭火上烤的时候，刷地冒一层火苗，然后香槟干邑浓烈的香味就霸道地蹿出来。一时间连边上滋滋作响的牛排都为之失色。

T Bones牛排两块，P使出当家本事，平底锅烧到冒白烟，把用粗盐和黑胡椒抹过的牛排整块下去，肉香混着烟火味肆意飘散，淡淡的烟雾中整个后院凭空被刷上了一层相当high的party气氛。这烤肉的味道闻多了叫人想要与之共舞，跟听那些没心没肺的oldie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吃饭前就喝了一杯apple martini，此后依次喝下白酒、红酒，以及人民茅台若干，处于high和犯晕之间，因此尽量少说话、多吃菜。不过虽然有P努力罩着我，还是没好意思开足马力大吃特吃。烤肉二十四小时之后，我还在惆怅地回忆着鸡腿、洋葱、蘑菇和牛排。我有一个已经不可证明的假设：假设那天除了P之外没甚生人，我会快乐地坐在那张满满当当的桌子跟前，消磨掉另外一个小时，并且继续消灭一块t bone，一只鸡腿，所有的洋葱和蘑菇，甚或另外一杯apple martini或者人民茅台的。传说法国人每天花三个半小时吃晚饭。那真是深得我心的习惯。法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珊瑚树

喜欢这条大道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自海边一路开过来，路两边只是安静而连绵不断的树荫。路中间的分隔带宽约两个半车道，是绿茵茵的草坪。草带中央每隔几米就种一棵树，平缓的树冠好似一顶顶撑开的阳伞。这些树大多有了年头，枝繁叶茂，也有新栽的高不过两三米。树枝并不直，伸展的样子如飞天手臂，蜿蜒妩媚。整个春天，这树几乎不长树叶。从灰白色的枝杈上盛开出无数殷红的花朵，在一地青草衬托之下，有种咄咄逼人的炫目，火辣辣地几乎就要哗一声灼烧过来。左近一家生意极好的咖啡店名唤Coral Tree Café。我这才顿悟这开红花的树有雅字如斯。

那样的花火会一直烧到春天的尾巴上。夏天开始的时候，树冠上开始布满着绿叶，温婉低调不起眼犹如路边每一棵乔木，似乎致力要将蜿蜒的枝干连同红花的记忆一并抹个干净。


大话西游里，唐三藏苦口婆心地说：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这句话为老子英雄儿好汉做出了绝佳的注解。

一年中的九个月里，都是一成不变、安静无波、绿叶成荫的日子。可是总还有另外三个月，树顶惟余遮不住的妩媚。有人一辈子不过这样一个轮回，有人却要在短短几十年中反复经历。


坐在街角这间咖啡店里，等待是漫长的，可是只要在一天结束的时候看到想看的人，又觉得一切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在开头的时候，不过是一点点不甘心，就像路过了一间中意的房子，忍不住要去窥探一下是否碰巧吉屋出售。就算屋主不卖，租来住也是好的。可是租房子的问题在于，永远不可预料屋主什么时候会发飚赶人，怕只怕再找下间新房的时候，措手不及。并且，那一屋慢慢积起来的家私怎么办。每个角落的灰尘里或许落了写过只字的片纸，又怎么办。

曾经不止一次地看过这样的故事，主人公为了旧居拆迁，长时间地逡巡在老房子前面，想要从瓦砾中再找回一点旧时残存的回忆。租房的房客大抵是没有这种感情的。可是也有例外，比如说我。

食/色

去Café de Flore并不在这一天的计划之中。很久以来，周末都是睡个懒觉，吃点儿简单的午饭，然后磨磨蹭蹭梳洗了去Peet’s看书到日落。这简单的安排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大半个夏天。要等到Loehmann’s每季一次的大卖，我才发现，时间这样走掉了，而我除了等待和等待之外，并不记得还做了些别的什么。

袜子勾了丝，或者切菜割破了手，或者凌晨三点忽然惊醒，第一感觉都是错愕，以及心底透上来一丝明白无误的凉。看到信箱里Loehmann’s广告的时候，我的感觉参差如是。我想起来仅仅几个月之前，我曾经认真地编排每个周末的节目。开车出去，就从早上一直到晚上。没有人陪的时候，自己跑去下馆子，也甘之如饴。而现在。想起来悚然心惊。

所以当我开车从Loehmann’s 出来的时候，阳光照在脏兮兮的挡风玻璃上，冷气徒劳地吹着，出来的风还是热乎乎的带着不明所以的湿气。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做人一定要对得起自己，尤其是自己的胃。在自己意识到之前，我已经径直往Café de Flore一路开了下去。

这家馆子小得不象话，菜单只有一张纸，店里的伙计只有一个人。店面朝着西，夏天下午懒洋洋的阳光一五一十地照进来，晒得人眼冒金星，却浑身舒坦。点了Duck Confit，就枯坐等着上菜，四周小小的半分钟就打量完了，我眼睛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坐在我对面的女郎显然比我明智，最起码人家有事情可做。这年轻女人穿件白色小背心，一条白色布裙短得叫人联想起本能里的莎朗斯通。裙子前面看起来无懈可击地innocent，后面却印了大朵大朵艳丽的花，缀着十恶不赦的各色小亮片。这大致就是好莱坞诠释的波西米亚风。好端端的人全都要努力往轻贱里打扮。但是或许因为这女人年轻、妩媚，丰盛的稻草色卷发束在脑后又从肩膀上不甘寂寞地披下来，全身光滑的皮肤是均匀的蜜色，看不到雀斑，所以这样穿戴起来也好看得要命。

附近出没的年轻女演员，打扮做派都差不太多。她拿一本厚厚的剧本在专心致志地读，一面圈圈点点，读到有趣处不顾一切地笑出声来。对于店小二殷勤摆在面前的一大盘Quiche，只是拿叉子心不在焉地划来划去。可是她抬起脸对小二慢慢绽开一个笑容，说：“This is REALLY REALLY good.”于是小二心花怒放地退下去了。尽管这女孩子声音哑得很，一听就饱受香烟的荼毒，那个REALLY REALLY，也被强调得过于夸张，可是小二的脸还是一直红到了脖子根。他是一个年轻害羞的，已经开始秃顶的法国男孩子，因此这脸红也是可以原谅的。

我们几乎同时结账。小二在拿给她账单的时候，递给她一份小小的Crème Brulee，并且迅速低声地说：“这是给你的甜品。”她半仰起头，嘴唇惊讶地微微张开，然后缓缓地绽成一个笑容。然后她开始慢悠悠地消受那份甜品。至于我，则坐在那儿暗自盘算是否我也会得到同等待遇。当然我没有蜜色的皮肤和那么长的腿，或者那么精巧的鼻子和训练得那么好的笑容。可是我露骨地盯着那份Brulee的神情……或许小二看到了，会为区别对待两位年轻女士而感到不好意思……或许。然而小二在半秒钟之内把一份账单迅速而不失礼地扔在了我的鼻子底下。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谁能料到穿瑜伽裤出门会有这样的下场呢。

不幸那女郎的金卡并没刷过这顿十美金的午饭。我几乎是幸灾乐祸地偷偷看着小二尴尬的脸，同时磨磨蹭蹭不肯就此离开，想要看这事如此收场。那女郎泰然自若地自小二手中接过金卡，说：“没刷过吗？那我得去取点儿钱了。”说着她抓起手袋，把信用卡、钱包一五一十地收进去，然后施施然推门离开了。我尾随她出门，她往左，我往右。我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她，只见她踩着一双时下最流行的稻草坡跟鞋，手里甩着手袋，袅袅婷婷走得十分悠闲。她自然没有拔腿逃跑的意思，可是顺着那条长街慢悠悠走下去，似乎也没有要寻找自动取款机的意思。这大概不是传说中的拆白党。或许她是最近的红伶，除了我这等有眼不识泰山的笨人之外，谁见了她都恨不能要签名合影，绝不肯斗胆追讨区区一顿饭钱；又或许她是熟客，赊账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不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漂亮脸蛋不能当饭吃，这完全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混账话。

毕业记

毕业1
毕业之前一个月，这若干年来没做的功课所带来的恶果全都反映出来。为了答辩忙了个四脚朝天。我常常忙里偷闲地奇怪，前几个月我到底做了些什么。那些准备CFA的时间，是不是应该多花一点到论文上。并且最后CFA我也没能考。那天我正在和导师作最后的meeting。

总而言之，周三我去机场接妈妈的时候，次日要做presentation用的幻灯片都还没做。当天晚上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做了一套三十多张的powerpoint。第二天带妈妈去Riverside，中途在中国城喝早茶，下午接着改了改幻灯片。我一直觉得对于要讲什么不太有底。不过准备了几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review了一遍手头有的数据。总之接到妈妈之后，心就已经散了。

周四下午三点答辩。一开始紧张讲得结结巴巴，P教授皱着眉毛问了若干问题。回答过那些问题之后我反而轻松了。说了一个半小时。到快结束的时候P教授又问了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大致是你既然有这些数据，为什么不做一个disequilibrium得模型分析。要说这种问题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全怪我跟P教授平时交流得太少。还好我反应得比较快，立刻说，要建立这种模型来分析，最起码需要一个对于credit market利率的靠谱的估计。但是私人借贷占据了市场的2/3以上，而私人借贷的利率又无法估计，因此无法确定均衡。然后讲了几点无法估计利率的理由。又给了三个做biased估计的方法。再给了若干个benchmark利率，和私人借贷利率作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说，虽然我们不可以估计均衡利率，但是可以看到银行利率下市场不出清。这个问题回答得比较圆满，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更多问题了，答辩变为讨论。出去等结果的时候听见P教授先开口说，这个presentation真是做得很好。过了一会儿宣布我通过。我妈在期间一直在旁听，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导师打趣说，你知不知道你女儿在Acknowledgement里面说我“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我闹一大红脸，因为以前并没感觉lastly用起来有这么个意思。导师又谆谆教导我说，你得给改成lastly but not leastly。

几位后来陆续对我说，你这个presentation做得非常好。我心想，典型的我的风格。最后没人说我research做得好，但是大家都会说，你presentation做得很好。奇怪的是，我明明是一个粗心得叫人无法忍受的人，可是临了不知道为什么，表面功夫总还能唬住人。

这天回家的时候，我反复地想，怎么都不能相信，我就这样通过了答辩，毕业了。回家已经不早了，我给朋友们发群体信件说，从今天起，请认真地管我叫Dr. Li~ :))


毕业2
我很奇怪我是怎么毕业的。印度丫头曾经告诉我，她父母觉得她是一糊涂人，成天丢三落四，心不在焉。等到她大学毕业，硕士学位到手，她的父母还不敢相信，跟她说：somehow you managed to do all these... we don't really know how you managed. 莫尼卡也跟她妈妈说，要是我能读完博士，岂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完？此刻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过去的五年，此刻我想起来仍然想要深刻地忏悔。我选了最容易考试的科目，最宽松的老师，顺利地拿到dataset，然后挑了一个没什么人做过的题目。我开题时候的committee，以及答辩时候的committee都是经济学系和商学院最强的。在YY和LY等人被韩国教授逼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成天不睡觉的时候，我正在为大学里没能好好放肆的那些时光进行完整的资本主义补课。旅游。博客。专栏。替一大堆不靠谱的小企业主做无数商业计划。翻译。各种形式的腐败。三教九流地认识人。恋爱和分手。每年一次地玩命学习一会儿，然后安然度过六月份。

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可是我没有做得更好的动力。我常想我入错了行，每三四个月我就认真地考虑退出。可是我从来都没有下定决心放弃，很大一个理由是父母的期望，另一个理由是，说实在的，我做学生做得十分逍遥。结果是，两年后我拿到硕士，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走。等到开题之后，拿学位就变得如此顺理成章。

毕业3
我毕业的这一年，我的导师也同时退休。实际上他在两周之后就要出发去纽约定居。为了他退休，系里周五整天开了一个Symposium，午餐会，晚上他的老友G教授又在家里举行一个欢送晚餐会。

今年有七八个学生毕业。去年G教授已经退休。当时我的导师为他致辞说，我不理解Keith为什么要这么早退休。他显然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现在G教授走了，只时不时在系里露一下面；导师的若干学生包括我都毕业离开；导师自己虽然觉得起码还能工作个十几年，也终于选择了退休。他的另一位认识了将近四十年的好友R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R教授笑说，Aziz退休，我是唯一的受益人。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多做一些因为相隔遥远而没机会做的交流了。可是导师这一走，系里整个发展专业就终于凋零下来。发展和计量，英国派和美国派，在这个小小的学校、小小的经济学系里曾经闹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如今这样的争端再也不会有了。

午餐会上，系里现在的Dean简短致辞，送给导师一幅UCR书店的钢笔画，四面留白，我们轮流签字。可是那些宽宽的白边上，十几个人的签字也显得十分寂寥。秘书拍下照片，即时洗出来送给导师。他的朋友从各地赶来，大家挤满了四楼的大厅。导师说：P教授原本告诉我，我来就行了，什么都不用说。可是我现在必须要说几句了。我不知道我何德何能，能从这样多的朋友那里得到这样多的爱。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的掌声打断了他。

导师顺着把他多年的老朋友点了一遍。他记性非常好，因此能够记住几乎和所有老朋友相识的时间和场合。他说，我出生是是英籍印度人，后来成为巴基斯坦人，再成为孟加拉人。现在我有美国国籍。当一个人有了四个国籍的时候，国王和地域都很难再成为他生命的动力。至于宗教和神祗，自从我十几岁起就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年来，驱动了我的研究和生命的是我的朋友。

接着他引了一首泰戈尔的诗，念得极动感情，然后气氛变得十分sentimental。这一刻起，我忽然发现我对于毕业，原来也残存着许多恋恋不舍。

毕业4
下午的seminar我悉数参加。第一个是R教授做的关于中国农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第二个是G教授做的一个特殊session，名为A Tribute to a Friend: A Brief Assessment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Aziz Khan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我得以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琐事，比如导师在年轻时候是激进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后来被孟加拉公派来美留学，因为政治左倾而被拒了签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他已经是美国公民。想想也对。导师和G教授都同情共产主义，退而又支持渐进改革。

在讲座的结尾，G教授很动感情地说，我和Aziz在这将近二十年间，每周都要一起喝若干次咖啡。我们一起喝掉了几千杯咖啡，吃过了几百顿饭。随着这几千杯咖啡我们交换了无数对于大家深感兴趣的话题的思考。我感觉这几千杯咖啡时间就如同一个postdoc program，Aziz的智慧、见解和超人的记忆力，让我的graduate education得以延续。这几句话说得极为sentimental，我看看导师，只见他闭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

G教授家的晚餐会和毕业典礼冲突。我只得放弃晚餐会。

毕业5
我没想过我会真的读完博士。我没想过我会顺利答辩成功。我也没想过我会真的租了一套袍子，穿上了去参加两个小时十五分钟那么长的毕业典礼。可是当我没头苍蝇一样撞进毕业学生排队准备进场的大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穿上袍子，看见同班那几张熟悉的面孔冲着我笑的时候，我还是毫无预警地兴奋了起来。

黑袍黑帽，蓝黄色相间的肩带。帽子太大，一直往下滑落。我披着头发，此刻深恨没有把它盘起来。典礼在大草坪举行。苏格兰乐队。正襟危坐两个多小时。后来入夜，天气很凉。和Chancellor握手的时候我没看到旁边的照相机，闪光灯亮的时候大概正好在翻白眼。并且我听从妈妈和其他同学家长的摆布，后来脖子上戴了orchid做的花环，照片上看起来不伦不类。我就这么带着夏威夷式的花环，穿着不合身的博士袍子，在拍了一堆呆瓜一样的照片之后，毕业了。

毕业6
连续三天，我每天带着妈妈去Riverside。先是答辩，后是毕业典礼，再后来是committee member之一的U教授请我们午饭。

U教授家我其实是第一次去。他夫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U夫人看起来比教授小不少，为人十分爽利。他们的独生女儿居然还在上中学。U教授家的房子不在老城区，而在UCR后面的山上，景观挺好，布置十分简单干净。和G教授和导师家那种繁复华丽的布置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风格。我很难说清楚我喜欢哪种风格更多一点。

U教授一向忙得颠三倒四，我从没有机会和他多谈。并且我做的题目他了解得也不太多。毕业之后，反而有时间多说两句。我渐渐发现，毕业之后，我对于这个学校、这个系，以及系里的同学，开始有了一点儿感情。

毕竟是待了四年多的地方。早十年，谁能想到，我最好的时光，就在这个典型的美国大农村式的小城度过了。

前几日收到Z的信，说他已经去中部某校做教员。TN这个周末要前往马尼拉开始新工作。SW去凤凰城。HX去亚特兰大。莫尼卡去纽约。艾伦去英国。大家短暂相识之后，又四散奔走。我二十一年的学生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泰戈尔说：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们已经飞过。

关于北京

关于北京（一）
今天在CND上看到一个帖子，名为《北京：一百个不该来的理由比不了一个留下的诱惑 》。觉得是那么回事儿。

人在一个地方生存，无非两方面的要求，就是身心舒适。北京在生活方面稍稍欠奉，这辈子都不会有上海那种刻意逢迎的小康感觉。可是也有好处，比如实验话剧、北图和旧书店。还有些好处未必每个人都喜欢，比如菜场、拥挤的公共汽车和多嘴的出租汽车司机。如果把秋天、潘家园、雍和宫和筒子河都算上，那么北京还可以算一个安家落户的好地方。

很多东西的定义在北京和上海都是不同的。比如酒吧、小剧场、书店、乐队、小服装店。在北京的很多娱乐场所是精确地按照混在北京那帮人的品位兴趣去设计定义的。在上海你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上海有自己不变的标准，你唯一的选择是自己也成为那个标准的一分子。

很多好处，要住久了才会慢慢发现。我的一个感慨是，只有北京的实验话剧院门口，开场之前半个小时，能看到那些长直发高个子不化妆穿恤衫牛仔的年轻姑娘。她们对于商人模样的体面中年人统统报以白眼，对于身边长得好像强盗的长发年轻人却百依百顺。在其他的城市这样的姑娘是很少的。其实在北京也越来越少了。并且她们的黑色长发上开始出现了挑染的颜色。

关于北京（二）
始终觉得，南方的城市是漂够了之后定下来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北京不一样，因为北京太大了。

做学生的时候，一群同学骑车一个多小时从西城到首体，坐在最便宜的位子上看着国安踢球，并且克尽职守地骂娘。我和白菜下学的时候故意绕远，在筒子河的柳树下面消磨掉多余的日光。在下雪的冬天里，我挤不上公共汽车，所以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雪，从学校走到地安门，景山，沙滩红楼。我听过的浪漫故事包括，在他们刚刚认识的那个傍晚，声和他的初恋女友手拉着手走出宿舍，从中关村到西直门走了个来回。在我们还习惯步行和骑车的时候，距离永远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于那些漫长的距离，每个人心中其实反而有暗藏的感激。

后来渐渐地就开始打车。在三环上堵得水泄不通，又无计可施，干瞪眼，觉得自己的生命都没法控制。从安贞到三元桥的短短一段路，对于我来说已经长得无法忍耐。于是妥协，总约朋友在上岛咖啡和鹿港小镇见面。天知道我是多想念地安门的羊肉串摊子和崇文门外那个卖糖炒栗子的老头儿。

从哪儿到哪儿，动辄就是十公里。北京够大，也因此而冷淡。这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喜欢做人上人的人因此找不到感觉——再怎么努力，这个城市的一大部分也是冷淡的。也许你有钱，也许你有型，也许你满腹经纶。但是，在你的小圈子之外，没有人care。

正因为这点儿冷淡，你永远有出人头地的动力，也永远有一点儿对自身渺小的清醒认识。即使是在觥筹交错酩酊大醉的夜晚，那点儿渺小也始终像针似地刺着你，让现实始终风筝线似地拉扯着你的理智。受不了这个的人都选择离开了北京。他们在上海找到彻底High到最高点的感觉，那些灯红酒绿吴侬软语让他们可以淡忘北京的冷淡和心不在焉。

北京的夏天穿吊带衫是很舒服的。太阳也许毒一点儿，但是来来往往的人群目不斜视，不会有奇怪的目光。所以，我早说了，这是个爱谁谁的地方。不止一次，我曾经在上海被形容实在猥琐的小瘪三不放弃地盯梢尾随。在香港被所谓的星探问七问八。在京都和洛杉矶被不靠谱的中年人无数次殷勤搭讪。在有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北京的街头对我来说完全是阳光灿烂的。我感到安全、放松、嚣张而快乐。

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13岁，刚到北京，想家，害羞，并且不爱说话。坐在白菜的车后座上，阳光透过树荫斑斑点点地照在身上。两个差不多年纪的男生骑车和我们并肩而行，其中一个开口说：“同学，你们是二十五中的？”
我不说话。白菜回答：“是啊。”
那男孩说：“几年级了？”
白菜说：“要中考了。”
“很辛苦吧。”
白菜说：“是啊。”
然后那男孩子也沉默了。然后他看出来我是不打算开口说话了，所以扭过头来冲着我很失望地说：“同学，你怎么不理我啊。”
我和白菜都笑，他们也笑，然后我们在交通灯处挥挥手，就分开了。

在北京被搭讪的经历，大致若此。所以这是多么可爱的城市和多么可爱的男孩子。


关于北京（三）
我和WY，个子一样高，又以同样的分数考进同一个系，并且住在同一个寝室。我父亲是武汉人，母亲是上海人；她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武汉人；我从武汉来到北京，她从上海来到北京。她住在仓库里，我住在违章建筑里。住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令人不快的回忆，犹如年久失修的墙壁上那些斑斑点点的黯淡水渍。

我在姨妈家里轮流打了几个月的游击之后，终于和爸妈一起搬到了南城的一处小平房里。地方在牛街附近。那儿有着曲曲折折的小胡同，鱼龙混杂的大杂院，以及最有北京特色的胡同串子。我们住的房子是大杂院里的一间，大概7，8个平方米，以前的主人自作主张把房子往外扩了一点儿，生生修出一个小厨房。房间里放得下一张小床，一张沙发，一个书架，一个冰箱，一张书桌，一个五斗橱。我们在武汉时候的家具，这个时候都放在城市最北边的一个角落里。爸妈睡床，我睡沙发。

小屋子照着旧式房子的样子，有很高的屋顶。听得见老鼠在横梁上飞奔而过。冬天我们生炉子。升大学的那个元旦我从昌平折腾了7个小时回到家里，家里空空如也。炉子熄灭了，空气冰冷。我没有脱棉袄就开始生炉子、做饭，带着种奇怪的热忱。夏天回到家的时候倒是不一般地凉快，因为没有窗户，又有高大的树荫。墙外面是公用的水池，因此墙皮受潮渐渐剥落。爸爸把很多张彩色的挂历糊在墙上，色彩斑驳，十分奇异。

生活因为我要升学而变得非常简单。早上六点起床，爸爸做早饭，送我出门坐公共汽车。傍晚我回家，看报纸，吃饭，看书。爸妈为了怕吵我，索性连电视都不再看了。每个晚上在9点半的时候就早早结束。我时常庆幸爸妈是有理智的人，虽然有长长短短的怨气，却能克制，并不多争吵。否则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我是无所遁形的。

隔壁住着的女人，年纪都不大，可是成天晃在院子里，据说是下岗。很多个夏天晚上听见他们搓麻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他们的牌局都还没有结束。男男女女一旦吵起架来，再荤的话也都一齐招呼，我从来没听过人骂那么难听的话，能一骂就持续半个一个钟头不停。几年之后我从那个院子里搬走的时候，听什么样的脏话我也没再脸红过。


关于北京（四）
在我比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在剩下的八个月里，我每天都会盼着冬天的到来。白昼在五点钟的时候就草草结束。走出学校的时候，路灯已经在路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大街上的嘈杂都在这样早的夜色面前失了颜色，变成无关紧要的背景。我喜欢提前到来的黑暗，因为它遮蔽了周遭的一切，让我有片刻隐藏了自己的错觉。在这种错觉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我举手投足都是自在的。而当白天到来的时候，我每一秒钟都在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像个不成熟、没有性别的小女孩。

电车从厂桥、北海、景山、沙滩、东四、东单一路堵过去。运气好的时候，靠窗户的位子空出来，每走过一盏路灯，我就看见自己的脸在车窗玻璃上刷地明亮起来，再暗下去。

后来HW告诉我，他在那些漫长的坐垫车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女孩儿。每个周末放学之后，他都会跑到那个女孩家里，消磨掉半个下午。因为两人不同校，竟奇迹般地躲过了家长和老师担心的目光。而那个时候我面对喜欢我的男孩子，总是来不及地退避三舍。电车上的一个小时，全叫我拿来做白日梦了，从厂桥一直做到崇文门。

崇文门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这里离北京火车站只有半站路。外地来北京找机会，又茫然不知应该找什么机会的年轻人，都汇集在这里，几百上千号人，缩着手和脖子，在同仁眼科医院门外一蹲就是一天。他们大致是在等工头来这里招人。这儿有个名字，叫做“崇文门三角地非法劳务市场”。隔三差五，几个巡警过来巡视，人群做鸟兽散，本来就很宽阔的人行道一下子显得更加空空荡荡，灰白色的塑料袋、碎纸屑和旧报纸飘得满地都是。

这里往南走不了两分钟，就是东单公园。虽然只有几步路，但是公园门里门外却像是两个世界。外面是喧闹的劳务市场，里面是安静的树林。有时候堵车厉害了，我会从东单下车慢慢溜达回家，一路浏览七七八八的小店。可是路过东单公园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进去——那儿有点儿什么东西叫我心神不宁。我一直要等到五年之后才懂得东单公园在同性恋的圈子里是那么出名的一个地方。那间公园已经和公园里经常游荡的人一样，有了躲避和排斥异类的本能。

昨天读完了白先勇的《孽子》，忽然明白，其实在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这样的公园。


关于北京（五）
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心里一直都拿北京当作自己的家。其实我在北京住了不过七年而已。我在美国，这已经是第五年了。住得虽然优哉游哉，不过踏实的感觉还是没找到。

那天看见北京鸟瞰图，吓了一跳。那么多高楼，刻画着一座缺乏个性的城市。今天看到另一篇文章，题目耸动，叫做北京沦为二手香港？ 好在skyline是不算数的。在那些钢筋水泥千人一面的大楼下面，其实还隐藏着真正的北京。在飞机上是看不到的，住下来慢慢才会懂得差别。

大姨临走的那一年里，白菜从放学的路上摘下一切植物的花叶，夹在信里，配上文字，一封封寄到南京。我画了十几张小小的卡片，卡片上是每个国家的小孩子，那些卡片后来也一张张寄给了大姨。直到大姨过世，那些信和卡片，又回到我们的手里。

后来我们去雍和宫，傍晚时分没有游客。春天，风刮得很大。那些铃铛清澈的声音响彻天空。我们上过香，并不离开，在空荡荡落了叶子的庭院里仰头看着天空。有鸦群呼啦啦地飞过。我想起北岛的诗：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