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一）
今天在CND上看到一个帖子，名为《北京：一百个不该来的理由比不了一个留下的诱惑 》。觉得是那么回事儿。
人在一个地方生存，无非两方面的要求，就是身心舒适。北京在生活方面稍稍欠奉，这辈子都不会有上海那种刻意逢迎的小康感觉。可是也有好处，比如实验话剧、北图和旧书店。还有些好处未必每个人都喜欢，比如菜场、拥挤的公共汽车和多嘴的出租汽车司机。如果把秋天、潘家园、雍和宫和筒子河都算上，那么北京还可以算一个安家落户的好地方。
很多东西的定义在北京和上海都是不同的。比如酒吧、小剧场、书店、乐队、小服装店。在北京的很多娱乐场所是精确地按照混在北京那帮人的品位兴趣去设计定义的。在上海你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上海有自己不变的标准，你唯一的选择是自己也成为那个标准的一分子。
很多好处，要住久了才会慢慢发现。我的一个感慨是，只有北京的实验话剧院门口，开场之前半个小时，能看到那些长直发高个子不化妆穿恤衫牛仔的年轻姑娘。她们对于商人模样的体面中年人统统报以白眼，对于身边长得好像强盗的长发年轻人却百依百顺。在其他的城市这样的姑娘是很少的。其实在北京也越来越少了。并且她们的黑色长发上开始出现了挑染的颜色。
关于北京（二）
始终觉得，南方的城市是漂够了之后定下来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北京不一样，因为北京太大了。
做学生的时候，一群同学骑车一个多小时从西城到首体，坐在最便宜的位子上看着国安踢球，并且克尽职守地骂娘。我和白菜下学的时候故意绕远，在筒子河的柳树下面消磨掉多余的日光。在下雪的冬天里，我挤不上公共汽车，所以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雪，从学校走到地安门，景山，沙滩红楼。我听过的浪漫故事包括，在他们刚刚认识的那个傍晚，声和他的初恋女友手拉着手走出宿舍，从中关村到西直门走了个来回。在我们还习惯步行和骑车的时候，距离永远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于那些漫长的距离，每个人心中其实反而有暗藏的感激。
后来渐渐地就开始打车。在三环上堵得水泄不通，又无计可施，干瞪眼，觉得自己的生命都没法控制。从安贞到三元桥的短短一段路，对于我来说已经长得无法忍耐。于是妥协，总约朋友在上岛咖啡和鹿港小镇见面。天知道我是多想念地安门的羊肉串摊子和崇文门外那个卖糖炒栗子的老头儿。
从哪儿到哪儿，动辄就是十公里。北京够大，也因此而冷淡。这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喜欢做人上人的人因此找不到感觉——再怎么努力，这个城市的一大部分也是冷淡的。也许你有钱，也许你有型，也许你满腹经纶。但是，在你的小圈子之外，没有人care。
正因为这点儿冷淡，你永远有出人头地的动力，也永远有一点儿对自身渺小的清醒认识。即使是在觥筹交错酩酊大醉的夜晚，那点儿渺小也始终像针似地刺着你，让现实始终风筝线似地拉扯着你的理智。受不了这个的人都选择离开了北京。他们在上海找到彻底High到最高点的感觉，那些灯红酒绿吴侬软语让他们可以淡忘北京的冷淡和心不在焉。
北京的夏天穿吊带衫是很舒服的。太阳也许毒一点儿，但是来来往往的人群目不斜视，不会有奇怪的目光。所以，我早说了，这是个爱谁谁的地方。不止一次，我曾经在上海被形容实在猥琐的小瘪三不放弃地盯梢尾随。在香港被所谓的星探问七问八。在京都和洛杉矶被不靠谱的中年人无数次殷勤搭讪。在有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北京的街头对我来说完全是阳光灿烂的。我感到安全、放松、嚣张而快乐。
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13岁，刚到北京，想家，害羞，并且不爱说话。坐在白菜的车后座上，阳光透过树荫斑斑点点地照在身上。两个差不多年纪的男生骑车和我们并肩而行，其中一个开口说：“同学，你们是二十五中的？”
我不说话。白菜回答：“是啊。”
那男孩说：“几年级了？”
白菜说：“要中考了。”
“很辛苦吧。”
白菜说：“是啊。”
然后那男孩子也沉默了。然后他看出来我是不打算开口说话了，所以扭过头来冲着我很失望地说：“同学，你怎么不理我啊。”
我和白菜都笑，他们也笑，然后我们在交通灯处挥挥手，就分开了。
在北京被搭讪的经历，大致若此。所以这是多么可爱的城市和多么可爱的男孩子。
关于北京（三）
我和WY，个子一样高，又以同样的分数考进同一个系，并且住在同一个寝室。我父亲是武汉人，母亲是上海人；她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武汉人；我从武汉来到北京，她从上海来到北京。她住在仓库里，我住在违章建筑里。住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令人不快的回忆，犹如年久失修的墙壁上那些斑斑点点的黯淡水渍。
我在姨妈家里轮流打了几个月的游击之后，终于和爸妈一起搬到了南城的一处小平房里。地方在牛街附近。那儿有着曲曲折折的小胡同，鱼龙混杂的大杂院，以及最有北京特色的胡同串子。我们住的房子是大杂院里的一间，大概7，8个平方米，以前的主人自作主张把房子往外扩了一点儿，生生修出一个小厨房。房间里放得下一张小床，一张沙发，一个书架，一个冰箱，一张书桌，一个五斗橱。我们在武汉时候的家具，这个时候都放在城市最北边的一个角落里。爸妈睡床，我睡沙发。
小屋子照着旧式房子的样子，有很高的屋顶。听得见老鼠在横梁上飞奔而过。冬天我们生炉子。升大学的那个元旦我从昌平折腾了7个小时回到家里，家里空空如也。炉子熄灭了，空气冰冷。我没有脱棉袄就开始生炉子、做饭，带着种奇怪的热忱。夏天回到家的时候倒是不一般地凉快，因为没有窗户，又有高大的树荫。墙外面是公用的水池，因此墙皮受潮渐渐剥落。爸爸把很多张彩色的挂历糊在墙上，色彩斑驳，十分奇异。
生活因为我要升学而变得非常简单。早上六点起床，爸爸做早饭，送我出门坐公共汽车。傍晚我回家，看报纸，吃饭，看书。爸妈为了怕吵我，索性连电视都不再看了。每个晚上在9点半的时候就早早结束。我时常庆幸爸妈是有理智的人，虽然有长长短短的怨气，却能克制，并不多争吵。否则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我是无所遁形的。
隔壁住着的女人，年纪都不大，可是成天晃在院子里，据说是下岗。很多个夏天晚上听见他们搓麻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他们的牌局都还没有结束。男男女女一旦吵起架来，再荤的话也都一齐招呼，我从来没听过人骂那么难听的话，能一骂就持续半个一个钟头不停。几年之后我从那个院子里搬走的时候，听什么样的脏话我也没再脸红过。
关于北京（四）
在我比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在剩下的八个月里，我每天都会盼着冬天的到来。白昼在五点钟的时候就草草结束。走出学校的时候，路灯已经在路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大街上的嘈杂都在这样早的夜色面前失了颜色，变成无关紧要的背景。我喜欢提前到来的黑暗，因为它遮蔽了周遭的一切，让我有片刻隐藏了自己的错觉。在这种错觉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我举手投足都是自在的。而当白天到来的时候，我每一秒钟都在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像个不成熟、没有性别的小女孩。
电车从厂桥、北海、景山、沙滩、东四、东单一路堵过去。运气好的时候，靠窗户的位子空出来，每走过一盏路灯，我就看见自己的脸在车窗玻璃上刷地明亮起来，再暗下去。
后来HW告诉我，他在那些漫长的坐垫车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女孩儿。每个周末放学之后，他都会跑到那个女孩家里，消磨掉半个下午。因为两人不同校，竟奇迹般地躲过了家长和老师担心的目光。而那个时候我面对喜欢我的男孩子，总是来不及地退避三舍。电车上的一个小时，全叫我拿来做白日梦了，从厂桥一直做到崇文门。
崇文门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这里离北京火车站只有半站路。外地来北京找机会，又茫然不知应该找什么机会的年轻人，都汇集在这里，几百上千号人，缩着手和脖子，在同仁眼科医院门外一蹲就是一天。他们大致是在等工头来这里招人。这儿有个名字，叫做“崇文门三角地非法劳务市场”。隔三差五，几个巡警过来巡视，人群做鸟兽散，本来就很宽阔的人行道一下子显得更加空空荡荡，灰白色的塑料袋、碎纸屑和旧报纸飘得满地都是。
这里往南走不了两分钟，就是东单公园。虽然只有几步路，但是公园门里门外却像是两个世界。外面是喧闹的劳务市场，里面是安静的树林。有时候堵车厉害了，我会从东单下车慢慢溜达回家，一路浏览七七八八的小店。可是路过东单公园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进去——那儿有点儿什么东西叫我心神不宁。我一直要等到五年之后才懂得东单公园在同性恋的圈子里是那么出名的一个地方。那间公园已经和公园里经常游荡的人一样，有了躲避和排斥异类的本能。
昨天读完了白先勇的《孽子》，忽然明白，其实在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这样的公园。
关于北京（五）
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心里一直都拿北京当作自己的家。其实我在北京住了不过七年而已。我在美国，这已经是第五年了。住得虽然优哉游哉，不过踏实的感觉还是没找到。
那天看见北京鸟瞰图，吓了一跳。那么多高楼，刻画着一座缺乏个性的城市。今天看到另一篇文章，题目耸动，叫做北京沦为二手香港？ 好在skyline是不算数的。在那些钢筋水泥千人一面的大楼下面，其实还隐藏着真正的北京。在飞机上是看不到的，住下来慢慢才会懂得差别。
大姨临走的那一年里，白菜从放学的路上摘下一切植物的花叶，夹在信里，配上文字，一封封寄到南京。我画了十几张小小的卡片，卡片上是每个国家的小孩子，那些卡片后来也一张张寄给了大姨。直到大姨过世，那些信和卡片，又回到我们的手里。
后来我们去雍和宫，傍晚时分没有游客。春天，风刮得很大。那些铃铛清澈的声音响彻天空。我们上过香，并不离开，在空荡荡落了叶子的庭院里仰头看着天空。有鸦群呼啦啦地飞过。我想起北岛的诗：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