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蟹

年纪小的时候看红楼梦，对于其间男女情事懵然无知，勾心斗角也不得要领，倒是书中每次提到吃，都叫我食指大动。王熙凤的茄鲞，刘姥姥的瓜果，宝琴的烤鹿肉，还有什么玫瑰霜茯苓膏，我在小学三四年级上就能如数家珍。那时候最喜欢看的一章要数大观园里喝烧酒咏菊花吃螃蟹那段儿，记得最清楚的不是宝姐姐林妹妹明里暗里较劲儿，而是贾母说的一句话。当时丫头们给上了几屉点心，其中一种是一寸来长的小饺子。老祖宗问什么馅儿，下面人回说螃蟹。老祖宗皱起眉头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个！”

想当年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正是河蟹价格最贵的时候。每年秋季螃蟹上市我都馋得两眼发直。这从小吃大的东西忽然之间吃不起了，真叫人难受得肝肠寸断。那个老太太居然放着螃蟹不肯吃，我读到这里顿时抓狂不已，恨不能立即跳进书里把那屉蟹粉蒸饺据为己有。等到看到琥珀和平儿拿着满黄的螃蟹壳打猫架，更加痛恨这帮暴殄天物的小丫头，从此昧着良心拒不承认平儿是美女。

昨儿在鼎泰丰吃蟹粉小笼的时候，老祖宗那句“油腻腻的，谁吃这个！”忽然就跳进脑海。鼎泰丰是绝对跟油腻沾不上边的。台湾人做出来的小笼包子，肉精得很，蟹粉也放足了分量，入口微甜，吃多少也不会觉得腻味。可是总觉得差了点儿什么——也许就是那个微油的劲儿。在上海人开的馆子里吃小笼包，汤水滴下来，如果凉了，会微微呈白色，是猪油的缘故。非得有那么一点儿油，吃在嘴里才会觉得滋润多汁。

河蟹买回家来，连稻草都不拆掉，就搁进大号锅里直接蒸。最开始还听得到那低等生物钳子吱吱啦啦划锅壁的动静，暂时同情心泛滥。等到“笑渐不闻声渐悄”，香味儿开始从锅盖缝里往外钻，同情心就被战胜一切的喜悦感压倒了。那壁厢妈妈一定已经准备了镇江香醋，一点儿酱油，加上糖，浸着半碗姜丝。一家人围坐吃螃蟹，掰开壳的时候看到满满的蟹黄，成就感真是非同小可。母螃蟹黄多，可是公螃蟹的膏也很香。每次我都要踌躇很久，才能做出艰难的选择。

我对螃蟹的其他做法一直没有兴趣。在我看来，什么面托蟹，葱姜蟹，都是因为海蟹本身味道不够好而不得不作的加工。吃清蒸河蟹不必配菜，顶多就一碗白粥，才不会干扰了那纯粹的鲜味儿。当然佐以热过的烧酒，更是无上的享受。

你才是老外

你才是老外

朋友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和国内来开会的老朋友见面，在西区一处著名的意大利餐馆吃晚餐。免不了大家八卦一番，说说现状，砭砭时政，怀念北京的同时也顺带着嘲笑一下美国的诸多“土”处。酒足饭饱，大家琢磨着要请侍者帮忙合个影。正在商量，邻座一位老美探过头来，拿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要不我来帮忙吧。”大家被吓一大跳，聊起来才知道此人以前在成都住过两年，与中国渊源颇深。说话间几位中国人都不免有些尴尬。他们拿中文侃大山，没想到调侃美国的话悉数被邻座听在耳里。虽然邻座很有风度，并不在意，还是有种背后八卦被抓一正着的狼狈感觉。

我不敢说美国人有多了解中国。不过在洛杉矶，会说中文的美国人并不在少。我所在的研究所就有这么一个家伙，因为工作关系，一年得有八九个月呆在中国，别说普通话了，闽南话广东话上海话统统门儿清。他在单位里见了我开口就说普通话，似乎说中文是天底下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全然不顾边上的老美们听得大眼瞪小眼。其他同事也有不少跟中国扯得上关系——要不然有个华人男朋友，要不然从小在华人扎堆的学校里长大。一位资深研究员本来和中国全不搭边儿，却去河南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儿。他们就算说不好中国话，也多少能听懂两句。要是有人跟他们说句国骂，他们是决不会误认为那是什么好话的。

研究生院的同学里也有这么一位会说中文的鲍伊，他在北大进修过两年，又跟一个ABC的华裔姑娘有过一段情。鲍伊是喜欢炫耀自己中文的。在系里迎面碰上了，他会微微一躬，周到问候：“小姐早上好。”礼貌太周全了，叫人忍不住笑出声来。鲍伊去中国超市买菜，拿中文问出纳小姐“多少钱”，后面一位中国老太太吓了一跳，回头跟老伴说：“哎呀，这个老外会说中国话啊！”鲍伊听了，回头对老太太慢悠悠地说：“在这里，您才是老外。”

香港游记之上环的老东西

到香港的第一晚，从本小册子上看到这条步行线路，于是按图索骥。自上环地铁站出来，沿着德辅道中、永乐街、文咸西街一路逛下去。

这一带游客很少，香港本地人来买东西的似乎更少。香港至今还有地道的有轨电车，电车上花花绿绿的广告，配着积木小房子似的西港城，是拍五六十年代电影的好背景。 狭窄的小街夹在错落的居民楼之间，抬头只能看到一小条天空。两边水泥建筑墙壁都剥落，斑斑驳驳的水渍。各种贸易公司和“某某行”的招牌高高挑在半空，密密麻麻摩肩擦踵，哪块都看不全。街上人少，安静得不像是香港，为这几条老街平添了些萧条的意味。路边尽是卖药材海鲜的小店。店铺门口麻袋箩筐装着各种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干货：鱼翅海参响螺片。药房里伙计还拿着老式的秤在给人抓药。腥咸的海鲜味和微苦的中药味散进空气里，像是在给这幅静态的图画题款落印。

一路走到荷里活道和摩罗上街一带，是古董店的聚集地。这是我向往了很久的地方。每每看到一些文章，提起在这附近淘到旧东西。要说收藏古董，香港本没有特殊的优势。无奈四五十年间辗转到香港的文人学者实在不少，个个都一肚子的学问和故事。背井离乡之际，收藏都成了身外之物。那段战乱颠沛的时光里，散在香港的古玩字画真不在少。几十年后，当初那些有文化有家底的收藏家去世的去世，移民的移民，毕生收藏的心爱之物流到坊间，其中多有精品。一旦赶上，与在潘家园小摊上沙里淘金真有云泥之别。只是老东西流出来，意味着原先的收藏家已经不在，难免让人生出些物是人非的感慨。

荷里活道两边的古玩店，门面整洁，招牌光鲜。探头进去，店主人低头一径忙自己的事儿，对闲杂人等视而不见。小小店面，古董摆得密密麻麻。佛头，兵马俑，青花瓷瓶，玉器，大小铜钱，应有尽有。摆在光可鉴人的玻璃柜子里，真货也像摆设了。价格高，值得淘的东西不多。倒是二三十块钱就买得到的复制古玩，有些样式设计别致可喜。

我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转下去。一家店面格外小的，橱窗里一大把美轮美奂的簪子吸引了我的视线。看看名字，叫做趣雅阁，名字眼熟，好像小有名气。进到店里，灯光极昏黄，架子上的古董并不见出色，几只摆在桌上的簪子也是很平常的货色。出去再细细看橱窗里那十几支簪子，不得了，真漂亮，尤其是两支碧玉做簪头的银簪，密密的雕花妙不可言，秀丽间带着三分古朴的拙气。老板娘跟出来，长得像港剧里任何一个女警察的妈妈。“大概都一千多，只这支上面没什么装饰的，不到一千可以给你，”她指着一支最短的银簪，笑眯眯地说着不错的普通话，“都是老东西啦~~我便宜点给你啦~~”这一“啦”，又是十足的香港生意人口气了。

摩罗上街多是小摊，东西杂得多，要找碑刻拓片一类，该还回去荷里活道上，进那些小店耐心地挑选，再耐心地还价。许多毛泽东像章，语录，杨子荣雕像和旧上海的小明星海报并放在一起卖，花花绿绿好不热闹。清晨人极少，小摊主人似乎也懒得招徕生意，一路慢慢逛下去，居然鸟语盈耳，十分惬意。 香港朋友又迷惑又好笑地问我：“上环？现在上环还有人去么？”呵我笑了，当然有，只要那些玉器书画古簪还在，只要那些关于古玩的逸闻佳话还有人知道。收藏家一代代逝去，新的探奇者慕名接踵而来。文化一层层沉淀成新的传奇。香港怎么可以少了上环的老东西？

同一路电车

有那么三年，我每天坐同一路车上下学。早上六点一刻坐车的人并不多，而且是固定的几个。日子久了，看谁都眼熟。这路电车路过景山、北海，终点是紫竹院，所以我渐渐认识了不少锻炼的老人。他们大多在东单上车，空空荡荡的车上很多空位子。老人们一上来，忽然满耳都是悦耳的不紧不慢的北京话，电车暂时成了老舍笔下的茶馆。有时候人多，我站起来给老人们让座，他们笑眯眯地谦让两句，坐下了，说：“姑娘，谢谢你啦。书包沉不沉，让我帮你拿着？”有时候也问长问短。冬天大早上，窗外是一色的漆黑；春天的时候有风。不管天气怎么样，电车总象是开在时间的后头。

不坐那趟车，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回到北京，老天爷宽待我，给了二十多天的阴雨，洗得空气干净清爽，地上湿湿的居然没有泥浆子。这样好的天气呆在家里是可惜的。下午去宣武门会个朋友，回来的路上一摸裤兜，就剩下两块钱。坐不起地铁，只好去西四换电车回家。这辆电车的路线是新的，居然远兜远转带我绕回了中学时代上学走的那条路：景山，景山东街，地安门。景山东街上来一位老太太，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依稀记得就是以前总坐在车前面倒座上的那位。就连眼镜，都还是那副塑料架子包了胶布的，我当年一直以为那副镜子是撑不过一年的——不过胶布倒干净，似乎是新包上去的。我小楞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只有在我身上，时间是流走了流得很快；而其他所有人，都坐在电车上不慌不忙地跟在时间的后头。

我站起来给她让座，我身后的中学生立刻抢过来想坐下，我扭头说：“对不起，我是给她让座。”那个女孩露出孩子气的灿烂笑容，向后一跳让开了。她若无其事地继续把玩她的手机。她穿着一所名校的校服，运动衣有点大。脚上的运动鞋也是那种看上去若无其事的名牌。书包很别致，斜挎的，有点象Prada的一款。她整个人是没心没肺，透明透亮的。我转向窗外，正是放学的时候，街上满是成群结队的中学生。他们穿着韩版的裤子，染着黄色的头发，为了一点小事而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阴雨天里他们仍然是明亮的。玻璃里映出我白衣黑裙的样子，脸上平静得看不出表情。我忽然就觉得自己老了。

车到地坛，那位老太太抬头看着我。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很怀疑她是记起我了，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而她望向我的眼睛里只有清澈的笑意。她说：“我要下车了，小姐，你过来坐吧，谢谢你。”那一瞬间我茫然若失，因为这个陌生的称呼。我想我是很怀念过去的日子，过去被那些老人亲切地叫成“姑娘”的时光。

红烧肉物语

做红烧肉，我实在说不上在行。不过一提这个，我就嘴馋。我小时候食量不少却不肯长肉，着实叫爸爸妈妈头疼。看到我吃红烧肉那股不要命的劲儿，他们觉得有了新的希望。大早上，不到五点我妈就跑出去排队买肉，那还是一切都很紧缺的年代。有时候7点钟我睡眼惺忪地醒来，家里空无一人，爸爸去买早饭，妈妈去买肉，谁都不舍得早点儿把我叫醒。对着空空的小家，我总是咧嘴而笑，有种猴子称霸王的得意。

红烧肉算是我们家的招牌菜。我妈妈排行老小，家务事上并不能干，嫁给我爸之前压根就不会做菜。她在很多年里，做的最好吃的菜就是红烧肉。我被人叫做“肉宝宝”，红烧肉实在难辞其咎。吃肉之外，肉汤拿来拌饭，米粒亮亮地闪着光。或者拌了芝麻酱做热干面，又是一样超级美味。

我妈喜欢选腱子肉，全瘦的，带点筋，很滑口。她常把长豇豆放在太阳下暴晒到完全干了为止。做红烧肉的时候把一些豇豆泡开，和肉一起炖。豇豆吸去多余的油，本身却变得又滑又嫩。有时候她也会放春笋或者冬笋。鲜笋吸了酱油的咸味和肉香，本身又有种清香，我觉得比肉还好吃。另外一样她经常用的配料是肥厚多汁的香菇。有时候她把鸡蛋放在红烧肉里一起炖。那是所谓的“土”鸡蛋，老乡自己在家养的鸡下的，味道香极了，和现在成盒的那种根本没法比……后来有一个时期，妈妈改用瘦五花和霉干菜一起炖，味道和原先那种很不一样了，也很好吃，但是我更喜欢放豇豆的那种。

直到十年以后，我爸爸当年的同事还在对我妈妈无比感慨地说：“我爱吃你做的红烧肉”，新带来家里的朋友吃过饭之后也由衷地说着同样的话。不过现在妈妈很少做红烧肉了，我们到北京之后，妈妈上班忙，早出晚归，做红烧肉的重担由我爸接过。我爸很挑剔，要我们去崇文门菜市场买一种特定的小排骨给他用。他很少放八角茴香之类的香料，全凭酱油糖盐调味。做出来浓油赤酱，居然大家都喝彩，成为他春节年夜饭上的保留节目。红烧肉这东西，奇怪的很，人人都在做，人人做出来口味都不一样，简直可以作为识别厨子的工具呢。

在浙江的舅公曾经带来过一小筐扁尖笋，是种干笋，泡开之后，炖肉煨汤都是一绝。还有一种做红烧肉的办法是把肉和墨鱼一起炖，直到墨鱼也炖烂，不爱吃墨鱼的人却会觉得有股怪味。前几天我妈写信给我说，她现在炖红烧肉用红酒而不用黄酒，据说味道醇厚。我真服了她，孜孜不倦地琢磨红烧肉上能出多少花样。红烧肉我怎么都做不好，大概因为放酱油时候总是手软，做出来肉色泽既浅，味道也不浓郁。每次回家，总还惦着爸爸妈妈的好手艺。

最后说说我表姐的爷爷。老人80多，中过风，康复了，还天天骑车买菜换煤气。他做的红烧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有时候加上条猪尾巴一起炖。做出来的红烧肉，肥肉全都走油了，我这种本来从不沾肥肉的人都甘之如饴。红烧肉在冰箱里冻上了，加上新炒的豆芽，韭菜，豆腐干，放大葱和酱，一起卷在松软的大饼里，真是无上的美味。